之法亦是一法。遂拟方案如下：

“吉奉两省，不论官有民有地亩，允许日人订立契约租借耕种（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辖官吏商订租约），定明晌数（东省一晌约合内地十亩），期限二十年，满期后应无条件交还原业主。日本租地人应照纳课税，并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及不违背地方上租地耕种之习惯。”

呈阅总统，亦以为然，遂又续商杂居问题。

陆氏说，杂居问题本席尊重贵方意见，再三研究，拟成新方案，与杂居之意不但不违背，且取杂居精意，希望贵使容纳，解决此案。

日使阅后谓，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议。

及下次会议时，日使谓此案对于年限交还业主，及不背地方习惯各点，都有商量余地，惟服从中国法令，听中国警察指导，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无服从中国法令及听中国警察指导之义务。若照贵方所拟，不啻剥夺条约上应享之权利，须知贵国尚未收回裁判权也。虽经余等再三说明解释，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馆见小幡书记宫，我说我方所拟方案与杂居已颇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误解方案之意，甚为可惜。

小幡问所谓法令，系指何项法令？如何性质？请为说明。

我谓不过违警令之类，并非法律。若不听警察指导，设有两人互斗，没有警察劝解，岂不有酿成人命之虞。至课税更是轻到无可再轻，这是地方收入，请加调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严重，须在事实上着想，不在法律观点上着想，才是解决此案之办法。从前贵国明治初年，外国人只居留在长崎，不准自由往来他处。我国商人居留于长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国情形与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国待外国人比日本宽得多了。

反复辩论甚久，小幡始允转达公使而别。

我方将方案二十年改为“三十年”，满期交还后又添“如双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过十年。”

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改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此案已会议五次，侧面商谈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争到舌敝唇焦，对于“服从中国警察法令” 争论最烈，我方始终认为维持秩序为不可少之条，与条约绝无关系，坚持不让，终于就范。

至此，应商之案，都已商结，计第一条列为条约，此外议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为换文。

陆总长起立致词谓：“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向贵公使深致谢意。”

日使亦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尚有第五项各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

陆外长答谓：“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第五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

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外长遂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

日使亦谓：“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才提出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遂于不欢中散会（原注：以上记述，因年代久远，手头又无资料，只凭记忆，头绪纷繁，大略如此，难免有错之处，深抱不安）。

休会至一星期，余亦不去见日使，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当日本提出廿一条向我国交涉以前，以盟邦关系，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项。后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濒于决裂，英报提到第五项，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