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人弄不好要胡作非为。而内阁制应该是正好相反。至于哪个国家更需要总统制或是内阁制，或者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西方的共和体制，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个完善的过程的。从这两个制度不难看出，他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府院之争”，所以演绎出两种较为典型的制度。

而无论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和封建皇帝相比，个人的权利都是很有限的，有法律和制度对其制约。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国家有力量保障法律和制度对个人权力的制约，或者是国家已经发展到法律和制度对个人的权力有制约的能力。

我们还是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吧。

开始时，在冯国璋看来，他当了副总统都高段这个总理一头，当了总统至少要高段两头了，自己是要做一下姿态的。所以能主动的放低身段，主动的胸怀若谷。这样，当然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他品出滋味了，原来和段共事的这个总统，差不多是啥也不是，这情何以堪呢？

你退一步，人家说不定要进两步。不行得争。

这争执的第一遭，是军权，这也是历来总统、总理间的争执焦点。冯就任不久，就想恢复“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国务院设立了“参陆办公处”，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统率办事处”。

冯要过问全国大事，坚决不做有名无实、像个泥塑的大总统。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自民国六年十月八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可是，总统、总理之争，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

在用兵方面，段的主张是武统南方，而冯和陆荣廷、唐继尧有交流，希望和南方和解。

在对四川用兵时，是平定四川内乱，从表面看是不得已而为之，两个人没产生太大的分歧。但是对湖南用兵不一样，于是，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化了。

段派傅良佐督湘后，湖南旅京士绅要求政.府勿在湖南用兵，他们向冯请愿，冯叫他们去问内阁。这就是明明告诉请愿的人说：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与我冯国璋无关。

刘建藩、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内阁决定下讨伐令，冯认为这是小题大作，应该大事化小，所以冯便不肯在讨伐令上面盖印。

当湖南战事发生后，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没有颁布。有人把当时的情势如此形容：“段内阁对外（指对德奥）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冯、段两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盘，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

不过，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时，必须越过长江，要经过直系的地盘。直系地区虽然分散，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通道，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

需要合作了，冯手里有了筹码，也就可以互相牵制了，于是，冲突也上台阶。

段的武力统一，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

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梦想，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和重用曹有很大关系。

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这便是后来有名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的背景是：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