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霖叩。”

七月十四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电云：“……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

“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

“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斥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祺瑞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定张是个惯于虚张声势而保存实力之人，断定张一定是在关外坐山观虎斗而从中渔利，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在他看来，只要奉军按兵不动，己方就可以一举击败直军。

十三日，当接到奉军第廿七、廿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开始还不太相信，但很快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他着实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他常以自己处乱不惊而自负，这一次连他自己都有些看不起自己，怎么会惊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