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之言之，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来，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是的，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当然，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

所谓人无完人，文章也应该是同样。但是，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

针对有人提出：“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

胡适：“这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如何创造新文学呢，胡适说：“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