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然而我于先生所由得此归结主张之前边的理论，则不能无疑。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这在同一问题下，为何等重大差异不同的解答！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然而我们试就先生文章检看果何如呢？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得两句：

“这五大仇敌之中……（中略）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害，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么？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像这样地轻率大胆，真堪警诧！原来帝国主义之不算仇敌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事；先生明见及此，何不早说？可免得冤枉死了许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为轻率浅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难革命家者，还出革命家之下。三数年来的革命，就他本身说，可算没结果；然影响所及，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举其一点，便是大大增进了国人对所谓世界列强和自己所处地位关系的认识与注意，大大增进了国人对于“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注意；——两层相连，亦可说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谈革命的书报刊物，无非在提撕此点；而其最先（或较早）能为统系地具体地详细地指证说明者，则殆无逾漆树芬先生‘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此书一出，而‘中国问题’的意义何在，——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问题’的解决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束缚；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

“此处‘遂若’二字请读者注意；盖我意尚不然也。我且抄漆君原书结论于此：

“（上略）为帝国主义所必要市场与投资之绝对二个条件，环顾今日世界，已多无存；是为其外围之区域日益减少，而崩坏之机迫于目前。惟我中国，土地则广袤数千万方英里，人口则拥有四万万众，对于货物与资本之需要量，对于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给量，大而无伦，恰为资本帝国主义欲继续其生存发达之最好的理想地。有此原因，必有结果。结果者何？外国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遂如万马奔腾之势，以践踏于我国矣。于是为解决其市场问题，而我有百个商埠之；为解决其投资问题，而我有二十余亿元资本之吸收，而有数多利权之丧失；为圆滑其市场与投资地之经营起见，而我有巨大交通权之让与。我国一部之对外关系史，略具于此矣。不但此也，从政治而言，他们在我国又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之设定，遂在我国俨成一支配阶级；从经济而言，他们向我获有关税之束缚权，与投资之优先权，在我国遂成一剩余价值榨取之阶级。他们这种行动，实如大盗之入我室而搜我财绑我票，使我身家财产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