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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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要做的，便是树立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陈恪的解释为‘理性是人类的天性，通过理性的思考，可以发现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万民’。

他将‘天命’解释为‘道’，道者，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也。他说这个世界便是在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之下运行的。真理和规律，隐藏在表象和事件之下，规矩着事件和表象的发展。所以认识真理和规律，就可以预见事物的变化，把握正确的方法，即所谓‘明心见性’，然后可修齐治平也！

真理和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修道，就是认识真理和规律的过程。而修道的方法，便是‘格物’。

对于‘格物’，陈恪与朱熹的说法基本相同。他说‘知在我，理在物’，连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他们同样训‘格’为至、为尽，至：谓究至事物之理。同样训‘物’为事，其范围极广，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

‘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认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

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求道理。

所谓‘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以上的方法论，基本上都是朱子观点，陈恪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在不同的世界下，此方法论便与程朱理学有了分际，变成了‘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理性思维，从现象中升华出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经过这样的过程便可得一理。’

当你通晓万物之理后，便可从诸多理中，升华出道。

当你认识了道，则万事万物在你眼里都没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则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下之化育；可以赞天下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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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的这套学说，因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问世便显得精致完整，令人信服。

加之他已经树立起经学大师的形象，所以他仅在经筵上讲了一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