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赴任广东右布政使，面对田州、泗城的不稳定局势，他亲临前线，妥善处理，迅速恢复了地方秩序。在处理山贼问题时，刘大夏展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命令手下尽可能活捉贼人，避免滥杀，使得一半以上的贼人得以生还，重归社会。其后，调任左布政使并移至浙江，继续发挥其治理才能。

最为人称颂的是他在治理黄河水患中的贡献。弘治六年，黄河决堤，刘大夏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他采取疏浚与筑堤相结合的策略，成功疏通贾鲁河、孙家渡等关键水域，筑成长达三百六十里的防洪堤，有效遏制了水患，保障了民生安全，张秋镇因此改名为“安平镇”，刘大夏也因此得到了孝宗皇帝的嘉奖。

在任两广军务时，刘大夏直面权势家族的非法交易，毅然改革粮草买卖制度，允许少量交易，打破了宦官和武臣的垄断，大大缓解了边民的经济负担，展现了其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决心。

在兵部尚书任上，刘大夏更是屡次提出改革兵政的建议，力陈时弊，主张精简冗费，加强军队管理，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如织造、斋醮等，为国家财政节省了大量资金。他还勇于向皇帝直言，指出国家财政与军队的困境，促使孝宗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整饬朝纲，减少对外戚和近幸的无功封赏，力求国家治理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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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夏在处理对外军事问题时，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冷静的判断。面对大同小规模战事，他成功说服孝宗放弃盲目出兵，强调防守为上策，避免了可能的军事冒险。在处理庄浪土着首领鲁麟的问题上，刘大夏采取怀柔政策，既维护了边境稳定，又避免了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刘大夏与孝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更是成为后世美谈。孝宗对其信任有加，经常单独召见商讨国事，甚至允许其以揭帖形式提出建议，但刘大夏始终保持谦逊，提醒皇帝要遵循既定程序，防止个人专断。他的忠诚与正直，以及对国家大局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孝宗的深厚宠信，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君臣相得的佳话。

四、回归故里

孝宗去世后，明武宗即位，刘大夏根据先帝遗诏，力主撤除非定额的四方镇守宦官，但武宗仅撤销了个别人选，对刘大夏主张的大规模撤除方案并未采纳。刘大夏不改初衷，继续奏请淘汰冗余武臣及减少皇城、京城守卫的宦官人数，虽几经力争，但大多未被接纳。在此期间，他成功推动了对部分传奉武臣的淘汰，但在处理大汉将军薛福敬等人的问题上遭遇了阻力，薛福敬等人试图通过拒绝入宫侍奉的方式激起武宗不满，幸得宦官宁瑾从中调和，刘大夏才免于被究责。

正德元年，刘大夏再次上书，点名批评了董让、刘琅、刘云、朱云等镇守宦官的贪婪残暴行为，请求严查惩处，但武宗对此并不高兴。刘大夏深知自己的意见与皇帝的意愿相左，多次请求致仕归乡。虽然有给事中、吏部等多方劝留，武宗仍未予理会，最终批准其辞官，并给予了一定的待遇与荣誉。

在家中安度晚年期间，刘大夏的清廉与正直却未能使其远离政治旋涡。刘瑾与刘宇等人因私恨，设计陷害刘大夏，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投入诏狱，并欲置其于死地。在都御史屠滽和李东阳的干预下，刘大夏虽免于死刑，却被流放至边陲肃州。时年七十三岁的刘大夏，穿着平民布衣，徒步穿越大明门，沿途百姓无不感动落泪，纷纷自发前来送行，场面感人至深。即便在戍边期间，刘大夏依然保持了高尚的气节，坚持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拒绝了任何特殊待遇。

正德五年，刘大夏获赦免，得以重返故乡。刘瑾伏诛后，刘大夏的官职得以恢复，但他选择了退休。在家居生活中，他教育子孙自食其力，耕田为生，多余的收入用于接济故旧和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