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到了朱厚熜的生命安全，宫女们的反叛虽未成功，却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周围人的猜忌和对宗教的依赖。朱厚熜迁居西苑，几乎不再出席朝会，完全沉浸在道教的仪式与修炼中，认为这是他能逃过一劫的原因。后宫之中，连后妃宫嫔都被要求身穿道袍，日夜诵读法符咒语，整个皇宫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道教道场。

五、内忧外患

嘉靖晚期，明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国力渐衰，社会矛盾尖锐。在边疆，北方的“北虏”蒙古俺答汗频繁侵扰，而东南沿海则遭受“南倭”倭寇的侵袭，加上内部兵变与民变频发，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南倭”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明朝的海禁政策。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后，官方贸易被中断，民间海上贸易被迫转入地下，导致沿海居民生计受损，进而激化了矛盾。王直等海商集团与官方的冲突加剧，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商业纠纷转化为暴力冲突，倭寇之乱愈演愈烈，对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北方的蒙古俺答汗势力日益强大，多次大规模侵扰边境，明军因腐败和战斗力下降，难以有效抵御。尤其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中，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明世宗紧急调集各方力量守卫京城，最终虽未攻破京城，但这场危机暴露出明朝边防的脆弱和中央应对能力的不足。事后，虽然明世宗被迫同意开市，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此外，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嘉靖年间，多地爆发兵变，如大同、辽东等地，显示了军事系统内部的不满与混乱。同时，由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官府压迫，多地农民起义不断，进一步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

面对危机，明世宗末期也出现了力挽狂澜的迹象。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取得了显着的战果。尤其是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通过台州大捷等一系列战役，大大削弱了倭寇的势力，最终在嘉靖四十四年与俞大猷合作，彻底扫平了广东、南澳的倭寇，保障了东南沿海的安全，稳定了社会秩序。

六、阁臣纷争

嘉靖中后期，明世宗朱厚熜对朝政的控制逐渐放松，转而沉溺于道教修炼，追求长生不老，这一时期，奸臣严嵩的崛起成为明朝政治的一大污点。严嵩以其狡猾的手段和对皇帝的谄媚，逐步攀升至权力的巅峰，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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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进入内阁，随着其地位的稳固，他开始排除异己，其中最着名的是对曾任内阁首辅的夏言的诬陷，最终导致夏言被杀。严嵩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担任内阁首辅后，几乎独揽朝政长达十五年。为了讨好痴迷道教的明世宗，严嵩不惜代价支持修建斋宫秘殿，工程浩大，劳民伤财，严重消耗了国家的财政资源，年费高达二三百万两，远超国库年收入，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

在政治上，严嵩手段残忍，对于任何敢于弹劾他的官员，不论是轻是重，他都会无情打击，轻则罢官，重则置人于死地，这使得朝中正直之士噤若寒蝉，政治风气极度恶化。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严嵩的权势达到顶峰，几乎无人敢撄其锋。

然而，权力的平衡并非永恒不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局势出现了转机。邹应龙勇敢地上书揭露严嵩父子的罪行，明世宗终于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作为严嵩的政敌，以其谨慎的策略和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逐渐赢得明世宗的信任，并在严嵩失势后接替其成为内阁首辅。徐阶主持重建了因火灾损毁的永寿宫，并将其命名为万寿宫，这一工程的顺利完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严嵩则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