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因后金内部的中军王丙告密，刘爱塔及其弟弟刘兴仁被发现，刘兴仁遭杀害，刘爱塔本人也被捕。为了逃脱后金的魔爪，刘爱塔策划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狸猫换太子”计策。在一个黑夜，他找到一个长相相似的金兵，将其灌醉后杀害，并纵火焚烧尸体，制造出刘爱塔已死的假象。后金高层信以为真，刘爱塔借此机会隐匿起来。

尽管袁可立的离任使刘爱塔的归降计划一度受阻，但刘爱塔在崇祯初年最终归顺了明朝。不过，归降后的刘爱塔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毛文龙甚至宣称是在阵前招降刘爱塔，而非其主动归顺，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刘爱塔忠诚的否定。刘爱塔虽未能在大明得到应有的重用，但他矢志报国，最终战死沙场，展现出了与南宋名将李显忠相似的忠诚与英勇。

袁可立策反刘爱塔的壮举，对后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重创了后金的伪军体系和情报网络，也使得后金的汉官降将人心惶惶，军心动摇。后金不得不放弃金、复诸城，辽东大片土地重新回到大明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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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满清入关后，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刻意的抹杀。康乾时期的大规模“文字狱”中，《明史》对袁可立、刘爱塔等重要历史人物避而不谈，甚至对毛文龙的记载也极为简略。这种刻意的遗忘，反映了满清对这些曾对他们造成巨大威胁的人物的忌惮。

十三、筹饷多募兵 节制毛文龙

袁可立，这位历经坎坷仍志在千里的老将，于天启年间担任登莱巡抚，负责东北边防。他深知毛文龙的胆识与智谋，因此在其上任初期，便大力提拔毛文龙，甚至授予尚方宝剑，赋予其极高的军事权力。袁可立积极为毛文龙的东江镇筹集军饷和兵力，多次向朝廷呼吁支援，即便在自然灾害如地震之际，也不忘上疏请求预筹毛文龙的军需接济。

袁可立深知边防的重要性，他不仅关注军事胜利，更注重军饷的筹措。在他的支持下，毛文龙的东江镇逐渐壮大，成为了抵御后金的重要力量。袁可立曾言：“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他认可毛文龙的战功，并为其请赏请恤，力图稳定军心。

然而，袁可立对毛文龙的支持并非毫无原则。当毛文龙报告取得“乃满浦、昌城之捷”时，声称敌军伤亡惨重，袁可立对此表示怀疑，要求核实战报的真实性。这引起了毛文龙的不满，他唆使言官对袁可立进行弹劾，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袁可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毛文龙的部分战报确实存在夸大之处，但考虑到整体战局，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既不完全否认也不全盘接受。

袁可立与毛文龙的关系，反映了明末复杂的党争与军政局势。袁可立的立场，一方面要支持毛文龙对抗外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权力过度膨胀，以免失控。在袁可立的节制下，毛文龙虽然多次获得升迁，但也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压力。不幸的是，袁可立因党争被迫离职，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盟友与制约者。

袁可立离职后，毛文龙的权力日益膨胀，最终导致其被袁崇焕矫诏杀害。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毛文龙的命运，也对明廷的边防造成了重大打击。失去了袁可立的节制，东江镇的军力逐渐衰弱，最终爆发了登莱兵变，袁可立的防务体系彻底崩溃。袁可立本人也在心力交瘁中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十四、驭兵多方略 杯酒释兵权

天启三年（1623年），正值元宵佳节，登州城内灯火辉煌，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然而，一封紧急军报打破了这份宁静。兵部传来消息，称山东巡抚赵彦根据潍县县令的报告，要求袁可立立即派遣大军平叛。据县令所述，驻防潍县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有发动兵变的迹象，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令登州上下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