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信达到了极点，这位曾经地位卑微的小臣，通过讨好皇帝，迅速爬升到权力的顶峰，成为集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和珅的专权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反而愈演愈烈，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导致政府职能的严重失范。

乾隆中后期，清廷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一方面，各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或者自身利益，不惜采用虚报数字、挪用公款等手段，导致国家财政空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商人间的勾结，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如两淮盐政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案件暴露出当时官僚体系的腐朽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乾隆帝晚年在处理政务上的无力感。

更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能力。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社会矛盾激化。加之乾隆帝晚年对边疆事务的忽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例如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乾隆帝虽然意识到腐败的危害，并试图通过严厉的惩罚来遏制，但这些举措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皇帝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使得很多改革措施难以真正落实。

八、晚年用武

乾隆帝晚年，清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乾隆帝在此期间仍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帝国的尊严和稳定。然而，这些军事行动大多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暴露了清廷在军事组织和外交策略上的诸多缺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回民起义，这是对清政府统治能力的一次考验。随后，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发生了林爽文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规模较大，威胁到了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为了平息叛乱，乾隆帝派遣福康安和海兰察前往台湾，最终成功镇压了起义。然而，这次胜利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紧接着，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今越南）的阮氏势力崛起，挑战了清朝的宗藩关系。乾隆帝决定派兵远征安南，以显示帝国的威严。起初，清军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随后在黎城遭遇惨败，被迫撤军。这次失败暴露了清军在战术和后勤保障上的不足。最终，清廷接受了阮惠的和谈请求，承认了其在安南的地位。

同样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边境地区，这对清廷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乾隆帝命令福康安率军入藏平叛。经过一番较量，福康安成功击败了廓尔喀军队，并迫使他们求和。此役之后，清廷确立了金奔巴瓶抽签制度，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东西方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接触。马戛尔尼的目的是寻求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但乾隆帝坚持传统的朝贡体系，拒绝了英方的要求。这次会面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它标志着清帝国开始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

九、太上训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和内部矛盾时，决定在形式上将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自己则成为太上皇帝。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为了传承帝位，但实际上乾隆帝仍然牢牢掌控着朝廷的实际权力，继续在养心殿处理日常政务。

乾隆帝在归政后依然行使着重要的决策权，包括批阅奏折、任命官员等关键事项。嘉庆帝虽然登基，但初期实际上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状态，主要居住在毓庆宫，而宫中依然沿用乾隆年号。这种特殊的政权过渡方式，既体现了乾隆帝对权力的不舍，也反映了他对继承人治理能力的信心不足。

在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