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新旧党争已经露出端倪，当司马光复出之后，就发现旧党势力固然强大，却也始终不能压住新党一头，双方最多也就是一个平衡局面。

因此从他做上门下侍郎那一天起，就开始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起复旧党人物，以压制新党。

作为因为攻击新法而被下狱遭贬，而又名动天下为世人所敬仰，在朝在野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苏东坡，当然不会被司马光遗忘。

事实上，司马光五月二十六拜门下侍郎，六月初，京师就已盛传苏轼即将被启用。到六月下旬，身居常州的苏轼，就接到了起复的诏令。

算算从东京到常州一千五百多里的距离，几乎可以说，司马光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重用苏轼了。

更重要的是：苏轼的新官职，是以朝奉郎起知——登州！

是的，事情就这么巧，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登州阿云案遇到了陈慥，而苏轼恰好就任登州知州！

据毕晶所知，苏轼在知登州军事任上，只做了十天，就又接到新的诏令，以礼部郎中召还。

仿佛上天注定，苏轼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请来的。一想到这一点，毕晶就不由得怀疑，冥冥之中，是不是真的自有天意。

比这更重要的是，苏轼离开登州赴京，到任礼部郎中仅十日，就又迁起居舍人这一重要职位。随后就是接连的升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兼经筵侍读，龙图阁学士……一年之内，连升数级。

当然，这种青云直上的状态，苏轼也没能保持多久。这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大文豪，在目睹了诸多朝政弊端之后，居然没有全心全意加入旧党一伙，反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新法中某些有利的部分采取了坚决维护的态度，深为旧党所恶。再加上元祐二年真正的君子司马光去世后，元祐党争愈演愈烈，苏轼作为蜀党首领，被老冤家程颐为首的洛党和刘挚为首的朔党联合攻击，心灰意冷，接连请辞。终于在元祐四年，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知杭州。随后，苏轼的官路就一溜儿落落落，再也没有起了。

虽然对苏轼后半生的命运颇为感慨同情，但毕晶知道，这一次，以苏轼的为人和名望，不但能够压住阿云案，更能在随后的日子里，在朝中平衡新旧党的势力，将历史一点点扳回原本的轨道上。

因为这位名动天下的超级才子，不但历来被归为旧党，对熙宁变法不遗余力地攻击，并因此而屡遭贬斥，和司马光一干人臭味，啊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甚至和新党中坚人物章惇，都是同科进士，更是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私底下的交情，不是一般的深。

很显然，陈慥也持同样的判断，因为毕晶几乎一提到苏轼的名字，他就立刻点头表示同意。而且苦笑着摇摇头：“本来，我是想等他来登州的时候，好好下下功夫劝劝他来着，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

所以，在狠狠瞪了这个妄图干扰历史大势的家伙一眼之后，毕晶立刻作出决断，留下年即略大而极为沉稳的郭靖领头，加上丘处机柯镇恶和杨铁心杨康父子，外加一个郭啸天坐镇海景别墅，严防蓬莱知县不死心作妖，自己则带着萧峰杨过连夜南下，迎接苏东坡，让他早日赴任。

自然，母老虎是说什么都要跟着来的，那可是苏东坡，还有不想第一时间见面的么？

可事情难就难在，所谓我国地大物博，这天地茫茫的，谁知道苏轼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毕晶绞尽脑汁地回忆，才模模糊糊记起，苏轼从常州赴京，走的是陆路，取道润州、泰州、扬州、楚州、海州，然后到了第二故乡密州。从这里改走海路，直奔登州。

抵达登州的日子，毕竟倒还记得，是在十月十五。也就是说，从六月底七月初出发，到登州一千五百多里地，这位老人家溜溜儿用了三个半月！

现在是十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