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杨灵越笑呵呵地说：“播放平台自然没问题，大不了网播嘛。”

说着又捏了捏范小胖的手，范小胖会意，等回家再问呗。

之后便是边吃边聊。

杨灵越问了团队构成，文化采集调研工作、创作路径，纪录片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等等。

任长缄也是一一回答和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我喜欢用年轻人，他们身上生命能量的那种浓烈，反而是阅历丰富的大导演们所不具备的，两者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这个世界当然有负能量的事情，但我这不算是逃避，我不拍这些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啊。”

“纪录片应该让人们看到他人的挫败，和洪荒宇宙相比，人类实在太脆弱和渺小了，以他人的挫败为坐标系，是人类不多的共同需求。”

“纪录片跟观众的关系不是引领和征服，应该是遇见比较恰当，观众和我的价值观有暗合、跟随，也有排斥，这就是遇见的状态。”

在范小胖问及任长缄对于杨灵越的看法时，任长缄说最初听闻的印象是“文化资本家”。

“文化资本家研究什么东西好卖，拍出这个东西好卖以后就按照这个来。而艺术家想的是，我下次能不能换个拍法，怎么能拍得更好，要不断的实验。”

这让杨灵越很受伤，这特么可不是什么好词，可貌似看人挺准的。

范小胖说：“在我心目中，他就是艺术家。他虽然特别会挣钱，但没考虑过用文化挣钱，而是挣了钱搞文化，你和他有过工作交集就知道了。”

随后范小胖还很自豪地拿上午在片场发生的事情举例子。

杨灵越很惭愧地摆摆手：“任导一席话，让人振聋发聩。”

任长缄却是认真地说：“我对杨导有刻板印象，是我的不对。起码杨导对待历史是严肃的，对待文化是认真的，这些就超过绝大多数影视行业老板了。”

最后杨灵越说：“不谈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了，我希望任导完成这部纪录片后团队不要解散，我有些想法，可以继续合作。”

任长缄看着杨灵越说：“可以进行纪录片创作实验吗？”

铺垫了这么久，任长缄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想法，毕竟拿着别人的钱搞实验这事儿，说出去太不好听了。

还不待杨灵越说什么，范小胖一拍桌子，豪气地说：“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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