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钱做手术……我收了钱，辞了职，带着儿子去了外地。”

“那为什么现在又愿意说了？”

“三个月前，我儿子还是走了。”李强的声音哽咽，“手术失败。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回来想找周天浩再要点补偿，他让人打断了我两根肋骨，说再敢出现，就让我‘下去陪陈建国’。”

李强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部旧手机：“这是陈建国摔碎的手机，我当时偷偷藏起来的。技术恢复后，能查到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是打给周天浩的。通话时长一分十七秒，在坠楼前六分钟。”

林澈接过塑料袋，手微微颤抖。这是三年来，第一个实质性突破。

“还有这个。”李强又掏出一个U盘，“周天浩这些年行贿的名单、金额、方式，里面都有。他有个习惯，所有重要交易都会偷偷录音，说是为了自保。这个U盘，是我在他一次酒后，从他电脑里拷贝的。”

“你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李强苦笑，“因为看到新闻，周天浩又要被评为‘杰出企业家’了。我儿子临死前说，爸爸，那个害人的坏人被抓起来了吗？我说快了。我不能让他死了都以为，好人永远赢不了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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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刺破雾气。林澈握紧手中的证据：“这些材料，你愿意正式作证吗？”

李强点头，又摇头：“我愿意，但没用的。周天浩的律师是赵文柏，他会说这些证据来源非法，是窃取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且……周天浩上面有人。”

“那就看看，是他上面的人大，还是国法大。”林澈一字一句道。

带着新证据回到检察院，林澈没有立即向上汇报。她太清楚，一旦消息走漏，这些证据可能再次“被消失”。她找到技术科最信任的老陈，请他秘密恢复手机数据；又通过读研时的同学，联系了北京一家权威的司法鉴定中心，准备对U盘内的录音进行声纹鉴定。

与此同时，周天浩似乎嗅到了危险。三天后，林澈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是她母亲晨练的照片，以及一行打印的字：“适可而止，你母亲身体不好。”

同一天，检察长将林澈叫到办公室，面色凝重地递给她一份调令：“省检察院缺人，点名要你。下周一报到，这是好机会。”

“那周天浩的案子……”

“市里已经决定了，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检察长避开她的目光，“林澈，你还年轻，去省里发展空间更大。有些案子，纠缠下去对你没好处。”

“如果我说，我找到了新证据呢？”林澈直视检察长。

办公室陷入沉默。许久，检察长低声说：“什么证据？”

“关键证人和物证，能证明周天浩与陈建国坠楼有直接关联，以及他长期行贿的事实。”

检察长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林澈：“你知道赵文柏为什么是‘刑辩第一人’吗？不是因为他多懂法律，而是因为他知道，法律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都是有价格的。”

“那您的价格是多少？”林澈问。

检察长转身，眼中有一闪而逝的痛楚：“我女儿在周天浩开发的楼盘买了房，内部价，七折。我女婿的公司，去年接了宏达建设三百万的订单。”他顿了顿，“林澈，我不是坏人。我只是……选择了家人。”

“那陈建国的家人呢？”林澈的声音在颤抖，“他妻子在工地门口跪了三天，只求一个真相。他女儿今年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她写‘我爸爸是个好人，但他死得不明不白’。检察长，我们胸前的检徽，到底代表着什么？”

检察长没有回答。他坐回椅子，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岁：“证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