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传承下来的有一套核心思想体系，那就是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

经天纬地，照临四方——华夏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

这里所说的“经天”，主要是指王权对天文观测、制定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以及时间管理等方面的垄断和控制。通过掌握天文知识和技术，统治者能够更好地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所谓“纬地”，即政治地理与空间规划，王权通过运用天文大地测量技术，建立起了地理五方的天下观，并利用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来执掌都城功能规划，从而建中立极，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

圭表不仅可以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能用于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的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的1.6尺，这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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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刻度作为标准，可以测量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即是‘中国’”。陶寺都城遗址以及陶寺文化所展现的邦国社会结构，与“地中”概念完美结合，充分证实了“最初中国”的概念在陶寺时期就已经出现或形成。

在华夏文化中，“中”这个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华夏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中，“中”被视为“天地之中”。按照这种观念，上帝、天神居住在天空的中央，而当王权获得“天命”后，王庭则必须建立在大地的中心位置，以建立起人王与天帝之间最为直接的联系。

综合考古学、文献学和天文学上的研究，早至6500年前，“地中”就处在陶寺一带了，与陶寺基本上处于同一纬线的濮阳西水坡大墓即是证明，因为两地夏至日影长度大致相同。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禹画九州”之后，天下格局发生了变化。到了夏代中晚期，商先祖上甲微认为之前所测量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进行了勘测，并最终确定地中位于嵩山一带。因此，后来夏代王庭迁至二里头。

根据陶寺考古发现，早在距今 4300 年前，晋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这个中心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并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同时，它还具备公共权力，通过工官来管理手工业生产，并创造了独特的彩绘陶艺术，甚至出现了文字。可以说，这是一个初步发展的文明社会。

陶寺古城作为一个功能完备的都城级遗址，其宫殿建筑在超大型的夯土基址之上。这种布局模式不仅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宫室建筑，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皇宫。

此外，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还有两处阙楼基础，它们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向外延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礼仪之门模式。这种模式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似，而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夏先衍认真看完有关陶寺遗址的详细资料后，不禁感叹不已。这座拥有着惊人的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无疑是当时黄河中游地区最为庞大和壮观的存在。

据考证，这个时期恰好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相对应。因此，夏先衍内心深处愈发坚信此处极有可能就是尧舜的都城。

帝尧之都、岁物丰成、经天纬地、礼乐初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

礼制作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为政之舆，治国之器"。

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王墓、宫城等遗迹，无不展现出一个强大而有序的"王权"社会。而那些礼乐器，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