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明还好。

他们家祖上生活在两广一带。

在顾为经的祖先跟随使团，抱着用自家那套老顾同学每每想起，都胸口痛的几乎喘不上来气的京城百顺胡同里的大四合院所换来的三口木箱子，怀着对树下桃花瘴，水里猪婆龙的想象，沿着云滇的蜿蜒山路翻山越岭后的不久。

刘子明的先祖，也扬帆起航，就此下了南洋，一头便撞进了马六甲海峡的碧波之中。

有人说。

东夏人的一生，无论走到哪里，行之何处，他们的性格中都带着故土的影子。

北方四季分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所以北方大汉性格豪迈而洒脱，爱憎也丝丝分明。

而南方则吴语软侬，青树翠岸，小桥流水。

因此南方盛产那才子佳人，细腻婉转，让人每每读来，都忍不住要落下泪来的传奇故事。

东夏人他们一生走南闯北，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不管去往方，都仿佛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的伞叶一样，带着故乡的泥土，故乡的云与雨滴的气味。

摆不掉的故乡的口音和民俗。

说不完的乡音，贴不完的对联，放不完的鞭炮。

他们仿佛是把故乡的一部分就随身带在了身边。

家族在两广时代生活的历史，已经是很久很久前的记忆了。刘子明从小就在马来西亚出生。

最富裕的家境，最好的老师，最为优渥的教育条件。

他本来以为这种乡土气质与情节，不会在他这一代人身上再有任何的体现了。

毕竟太久了。

毕竟，他的生活也太“国际化”了。

他当然会讲中文，马来西亚本来就是有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地方。

他普通话和粤语都会念，粤语依然念的像是那些本土的广东人一样，带着西关式的鼻音，会把“叮”念成“铛”。

可他也能把英语讲的跟伦敦人一样，用西班牙语和外国的艺术家们流利的交流，在餐厅用标准的法国大舌音点一份焗蜗牛吃。

他觉得自己身上的“国际性”，早已完全代替了“乡土性”。

他是广东人。

他是大马人。

可只要他愿意，他同样还可以去做伦敦人，巴塞罗纳人，里昂人，纽约人，甚至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就像小时候，站在港口上，看着他们家里贸易公司里那些来来往往拥有的、租赁的远洋航船。

这些船有的插巴拿马的旗，有插巴哈马的旗，有的插英国的旗，有的插利比利亚、马绍尔群岛，或者插东夏香江的旗。

旗帜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

巴哈马的船有可能直到报废拆解，都不会返回巴哈马作多长时间的停留，对水手们来说，船上飘荡着的旗帜已经不再代表着故乡。

它仅是某种海事法、注册金，贸易税率和司法管辖权的虚无概念的集合。

故乡这种东西，也不过只是调查栏上的几行文字和随时都能够变换的护照的虚无的集合罢了。

直到那年，第一次在春节的时候，跟长辈去粤东玩。

他这样的“少爷仔”坐着司机开着的保姆车，穿行在城市年关将近时，越发显得繁华忙碌的街头。

听见街角处的妈妈在追她的孩子，挥着手喊“阿仔，跑的慢些。”

那一刻。

年少的刘子明，忽然之间，就觉得自己被某种东西给击中了。

就像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那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任务——让箭羽不偏不倚的一连穿过十二枚插在地上的斧头上的小环，最后命中一枚靶子上摆放着的金苹果。

刘子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