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中，路桂军逐渐不再主张用极端手段抢救病人，并开始做一些临终关怀的简单尝试：嘱咐家人在患者弥留之际握住他的手或是搂着，轻声告慰；患者离世后，医护团队向遗体鞠躬告别，表达尊重，同时也是一种对家属的哀伤关怀。

在长年的学习和尝试中，路桂军形成了一套更为完整、成熟的安宁疗护模式。患者或其家属多数是经人介绍或循着媒体报道慕名而来，如音乐人赵英俊、“错换2年人生”当事人姚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宗教信仰者等，但大部分是普通人，临终期从几日到一月不等。路桂军将团队作为“患者临终之前最后一段路程的方案设计师”，酌情为他们制订安宁疗护的方案，包括疼痛纾解、生命理念引导，以及利用节日等时机与家人互诉衷情、满足临终者生前愿望等。

他还向“医学界”描述了自己的一套与患者交流的方式：和患者“推太极”，即悉心询问和引导，一步步打开对方的心扉；向团队成员强调，与患者沟通时要做到颔首慈眉，宽广、包容、和缓，以天使角色引领者患者渡过生命尽头的恐惧，以这样的方式换取患者信赖和安心。

这样做，有其文化和心理上的依据：传统文化下的国民心目中是有信靠和仰望的，且春秋时期之前，我国巫师、医师是一家，古人多求助于鬼神以治病，故巫医往往并提。路桂军认为，若在病患的生命尽头能恢复医生的悲悯神性，助其理解人世间的生死诱惑、苦难真谛，那也未尝不可。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西方医学体系的严格训练，在路桂军身上交汇并融合。此外，路桂军在疼痛科摸索实践了将近20年的经验、国人死亡观念的日趋进步、所在医院的包容与支持，这些都为209年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条件，也让路桂军有了尝试举办“生前葬礼”的底气。

不过，不是每一个临终关怀机构都能如此幸运。

“名不正言不顺”

有临终关怀医院被迫迁居7次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可能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97年。204年其院长李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因为周边居民无法接受“晦气”，医院曾在27年间被迫迁居7次，“上百个居民堵住医院门口，不让老人入住，老人们被迫坐在马路边，护士们抱在一起哭”。

类似的事情，直到7年前还在我国一线城市上演：204年，上海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工程遇市民抵制；同年，杭州一小区内欲建临终关怀中心，但因居民反对最终取消。《新京报》在207年曾报道，北京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出现亏损，其中，北京隆福医院为经营临终关怀项目一年亏损两百多万元。因为相关机构少、临终关怀“一床难求”。

虽然在中国发展历程有30余年，总的来说，安宁疗护在我国大陆尚属新生事物。它的前身是2世纪欧洲一种专门照料朝圣途中病饥之人的驿站，柏林修女玛丽·艾肯亥在79年将一所安宁院改为收容晚期癌症病人的场所，除了药物，还用祈祷等手段为病人祛除苦痛。967年，西西里·桑德斯在英国创建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化的临终关怀院，而后，安宁疗护服务遍布英美等发达国家。

上世纪0年代，安宁疗护传入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而后在当地达成高覆盖率，被纳入全民健康保险或免费医治，具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和丰富的资金支持。而在大陆，从上世纪0年代末至今，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有上千家，但多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安宁疗护覆盖率不足。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王云岭表示，将西方传入的“hspie”概念译为“临终关怀”实际上是准确的，但也造成了这一事业在中国发展的观念障碍：缺乏死亡教育传统的中国公众拒斥死亡，对“临终”事业缺乏好感，甚至充满敌意地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