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了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了大商人过度的高利贷盘剥，在平均劳役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给小农提供了得到改进的生产环境，在短期内和吏治良好的地方，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改善了贫弱状况。在个人性格上，王安石比范仲淹坚强、自信，这导致他把变法推广得更加深远，也坚持了更称时间，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他对变法的追求执著而热情。他不为流言所动，更不为攻击谩骂甚至诬陷所屈，一直与守旧势力斗争，同时他面对反对势力的庞大阵营，提出“三不”主张，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用人身上不怕被别人诬为党植，公开排斥政治上的对手，重用意见相同者。反对变法者如吕海、文彦博、冯京、欧阳修等大臣皆被王安石贬黜。对于变法中的动摇分子如吕公著，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赶他出去，对于支持变法的中下层官员如吕惠卿、李定等人则大力培植，授予高位。王安石这样做自然受到指责，说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寰慧少年。正是这些后起之秀帮助王安石推行各项新法。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但是又惑于纷纷扬扬的谣言。王安石多次上谏神宗，劝他不要为流言所动，劝谏他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不要相信天象之变，要重视人事，期待神宗将变法进行到底，因此，王安石取得了更显著的效果。与庆历新政中那些尸位素餐、没有能力的冗官和小人不同，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多数是当时的君子类型官员，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见王安石的变法没有众人赞同的基础。以司马光为例，他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比较有品格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是由于二人政见上的不合。而像吕公著、程颢、苏辙这类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持变法，后来也转而反对变法，这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和实行的手段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政见不合的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先，没有直接触动到上面所提到的个人层面的利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官员，情形和范仲淹时期差不多，他们会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范仲淹，同样也会因为王安石没有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而对变法表示沉默，或者为了做官而支持王安石。此外，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则是他只注重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这就是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他没有时间准备合适的人才。比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中，反对派的理由多就实际人事而言而不是整个法规。比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推行中的弊端导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转而反对变法，比如吕公著、程颢、苏辙等。而像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反对王安石的朝官，是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这样多样化反对王安石的原因，正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从设计到执行都是弊端丛生，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准备。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北宋制度的表层问题。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王安石去政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法的意识，只是在新的一套体系下开始继续尸位素餐。从短期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帮助北宋暂时改善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地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并向皇帝个人专